甘肅一干部醉駕撞死人卻被判免予刑罰，在公眾輿論的持續關注下，有了新進展。1月26日上午，隴西縣人民法院就此事發布情況說明，稱目前法院已啟動對毛志堯交通肇事罪一案的專案評查。

回看這起案件，的確自帶“吸睛流量”。1月25日，甘肅隴西縣紀委監委通報11起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酒駕醉駕典型案例，其中包括，該縣工商局干部毛志堯醉酒駕駛致人死亡，犯交通肇事罪，被判免予刑事處罰。隴西縣法院證實此事，并稱“當時給（環衛工）家屬賠償”。據悉，毛志堯曾與死者家屬協商，賠償金額為80萬元。目前，毛志堯仍在縣工商局上班。

一個國家公務人員，不僅醉酒駕駛，還撞死了人，竟然還能免予刑罰，從業界到公眾，紛紛表示“不服”。的確，從之前的司法判例看，鮮有這樣的“寬宥”。比如，當年，高曉松因酒后駕駛，造成四車追尾，后被北京市東城區法院以“危險駕駛罪”判處拘役6個月，罰金4000元。又比如央視名嘴郎永淳，同樣是醉酒駕駛，也是判了3個月的拘役，并處罰金4000元。就本案來說，比起上述案件，更多了“致人死亡”的嚴重后果，憑什么不用接受處罰呢？

從現行法律上看，毛志堯醉酒駕駛致人死亡，涉嫌兩個罪名，一是危險駕駛罪，二是交通肇事罪。根據《刑法》，“醉酒駕駛機動車”處拘役，并處罰金；而依據《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，“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，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”，構成交通肇事罪“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”，處罰力度明顯更大一些。在司法實踐中，應當“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”，也就是以交通肇事罪進行處罰。

不可否認，毛某有積極賠償受害方的表現，這也體現了當事人悔罪的態度，可作為法庭量刑時酌定從輕處罰的依據。根據《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》，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的，綜合考慮犯罪性質、賠償數額、賠償能力以及認罪、悔罪程度等情況，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%以下；積極賠償但沒有取得諒解的，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%以下。但是，積極賠償并不能成為“罪”與“非罪”、“罪輕”與“罪重”的決定性因素。如果錢可以贖買“清白”和“自由”，司法正義的大廈必將轟然倒塌。

就此案而言，或許還有其他有利于毛某的情節，比如說自首。根據《刑法》規定，對“犯罪以后自動投案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”的犯罪分子，“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”。問題是，“可以”并不是“應當”，是否“從寬”還須根據案情進行把握；限定在“從輕或者減輕處罰”，并不是“免予刑罰”，這也體現了寬嚴相濟的立法尺度。具體到本案中，毛某身為國家公務人員，置黨紀國法于不顧，造成了他人死亡的嚴重后果，作出“寬宥”判決，本身就值得推敲。

面對這起案件所籠罩的疑云，當地法院已展開專案評查，這種人民法院的審判管理制度，對已審結個案的質量進行內部綜合評價，在“主動回爐”“自我開刀”中，能夠查明事實真相，找準裁判依據，消除既有瑕疵。

當然，對于一起公眾關注的敏感案件，光有內部監督性質的專案評查還不夠，上級法院、法律監督部門也應介入，以公開透明的個案監督，給公眾一個更加令人信服的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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